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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辈都是“战士”
1976年7月28日凌晨,父亲所在的工程兵连正在滦河边拉练。大地震颤的瞬间,他带着铁锹冲向已成废墟的唐山火车站。八天八夜里,他和战友们用血肉模糊的双手刨出十七个幸存者,却在第九天昏倒在坍塌的百货大楼前。去年翻修老屋,我在铁锹柄的裂缝里发现张发脆的烟盒纸,背面是潦草的字迹:“若牺牲,抚恤金交党费,遗体捐医学院”——那是他在余震中匆匆写就的遗嘱。叔叔的军功章装在掉了漆的月饼盒里,与越战阵地上的弹壳躺在一起。1984年老山战役,作为侦察班长的他冒死穿越雷区绘制敌军布防图,身上的伤疤永远留在了北纬22度的丛林。前年清明扫墓,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本卷边的《党员手册》,密密麻麻的批注停在"特殊党费"那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