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人李某系A地居民，名下有一套A地房产。2008年，李某与妻子离婚，育有三名子女。因身患尿毒症，李某需定期透析治疗，2019年底，其雇佣石某担任保姆照料生活。2021年初，石某计划返回老家B地，李某决定随同前往，石某承诺为李某养老送终，并将其接到B地共同居住。2021年6月，李某与石某签订《遗赠扶养协议》，约定李某自愿将其A地房产赠与石某，石某则需悉心照顾李某，承担其生前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医疗等全部费用，保障其安度晚年，并负责其去世后的安葬事宜。2021年12月，李某在B地病逝，石某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。随后，石某起诉李某的三名子女，要求按照《协议》约定继承A地房产，而李某子女主张《协议》无效，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。法院审理认为，石某提交的《协议》形式要件完备，符合《民法典》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要求，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石某是否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扶养义务。首先，从费用承担来看，石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连贯，银行流水显示，李某的医疗费用、就医及生活用品采购等支出均通过李某本人银行卡支付，与《协议》中“石某承担全部费用”的约定不符，足以证明石某在经济上未履行扶养义务。其次，从生活照料来看，尽管李某去世前由石某单独照顾，但石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按时带李某就医、妥善履行照料义务，结合李某的聊天记录及多次报警情况，可认定石某在日常照料方面也未达到协议约定标准。综上，法院认定石某未切实履行《遗赠扶养协议》约定的扶养义务，无权依据该协议继承房产，最终判决李某名下A地房屋由其三名子女法定继承。以案为鉴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，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，按照协议，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，享有受遗赠的权利。司法实践中，遗赠扶养协议需满足约定清晰、无歧义、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、双方签名注明年月日、意思表示真实等条件。同时，双方均应恪守诚信原则，全面履行协议义务，扶养是遗赠的前提，若扶养人未全面履行义务，将无法享有受遗赠权利；若严重违反协议约定，如放任老人病死、胁迫老人等，还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法官建议，扶养人在履行义务时，应注意留存相关证据，如为老人支付医疗、衣食住行等花销的凭证，避免与老人财产混同（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），以便在发生争议时，有效证明自身已按约定履行扶养义务。